“玩物成家”的收藏鉴定大家—王世襄

“玩物成家”的收藏鉴定大家—王世襄

源自:王世襄官方网站 作者:博宝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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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国墨轩书画艺术网

  王世襄,号畅安,生于1914年。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京城第一大玩家”。

  曾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编纂、陈列部主任、中国音乐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

  王世襄兴趣广泛,喜爱古诗词,曾从事家具、髹漆、竹刻、传统工艺、民间游艺等多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画学汇编》《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并有英、法、德文本)《中国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漆器》《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中英双文本)《明代鸽经清宫鸽谱》《中国画论研究》《髹饰物》《高山竹谱》《故宫博物院藏雕漆》《锦灰堆》等30余本。在王世襄已然失落的祖居北京芳嘉园,在王世襄捐献了毕生收藏的明清家具的上海博物馆,在王世襄现在居住的俪松居,消磨了一个时代的隐秘。

  风雨。芳嘉园

  芳嘉园像台停摆的老座钟,静默在记忆的刻度上。

  ——北京东城,独门四合院,四层院子,四进房屋;两棵海棠,一棵核桃,满墙的蔷薇、藤萝和葫芦垂下屋檐……它们曾一道构成芳嘉园从不凋零的四季。

  ——自始至终,这座北京城中再寻常不过的四合院,始终恪守沉默的姿态,却博得显赫声名。从1957年开始,画家黄苗子、郁风夫妇,漫画家张光宇一家,都应芳嘉园的主人王世襄之邀入住。方寸的院落中,还常年盘桓过沈从文、聂绀弩、叶浅予、启功、黄永玉的身影,一座寻常的小院,在寂寥长夜中曾以流萤之光灼亮过那一代文化人干涸的瞳孔。

  1914年,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为家族购置芳嘉园,不久,王世襄在此出生。除了求学、工作、外出考察、下放,王世襄84岁之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王氏家族为官宦世家。高祖王庆云入传《清史稿》,为翰林,任陕西、山西巡抚,四川、两广总督,工部尚书;伯祖王仁堪为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任镇江知府,在慈禧太后不顾国难斥重金修颐和园时曾上条陈力阻;祖父王仁东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则是新派人物,精通外语,长期担任外交官,一度担任墨西哥公使,并兼理古巴事务,后来还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不过,王世襄的人生与母亲的家族却有些许重合,王世襄的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大舅金北楼为北方画坛领袖,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崖则是竹刻家。

  然而,少年时的王世襄却偏离了父母家族的所有预想,“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鹰逐兔,狗捉獾,皆乐之不疲“,与所有晚清遗少、纨绔子弟并无二致。尽管王世襄吟诗作赋文采飞扬,又自幼谙熟英文,在中西文化之间皆游刃有余,却始终”玩物丧志“,甚至进燕京大学读书后仍无改观。他每日擎鹰打猎,乐此不疲,还揣着蝈蝈葫芦上历史课,被老师邓之诚逐出教室。

  1939年,王世襄的母亲去世,使他深感有负亲人期望,开始发奋读书,然而,两年后,哈佛燕京学社选派研究生赴哈佛留学时,历史系系主任洪业还是否决了对“劣迹斑斑”的王世襄的提名。洪业告诉王世襄,你精力过人,但是一向不务正业,近几年虽然大有改观,但是能否坚持下去仍未可知。选派留学生是大计,不能派未知数去哈佛。王世襄听后深以为然。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王世襄接受梁思成邀请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赴李庄考察、研究古建筑,开始进入“正途”。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次年,委派王世襄回北京追查战时被盗卖、私藏的文物。10个月后,王世襄交给故宫博物院一份冗长的文物收缴文物名单,其中赫然有德国人杨宁史盗卖的240件青铜器,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张园保险柜里私藏的千余件文物,美军德士加定少尉非法接受的日本瓷器,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盗卖的文物,此外,王世襄还协助故宫博物馆收购了大量珍贵的藏瓷,抢救了长春存素堂丝绣。1946年7月,一纸新的聘书将王世襄请进故宫博物院,出任古物馆科长。如果不是后来突如其来的变故,或许王世襄将就此埋头于故宫的文物典藏之中,皓首穷经,成为一位遵循传统套路的研究家。

  然而,1952年的“三反五反”伤害了王世襄,也无意中成就了王世襄。他在战后追还国宝的功绩,却被扭曲为污点,王世襄被诬陷贪污文物,关押在东岳庙,“逼供信,穷追猛打,疲劳轰炸”,此后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王世襄始终苦中作乐,坦然受之。然而,令他不能接受的,却是故宫博物院未经调查即将他除名。尽管王世襄被平反后,故宫博物院多次邀请他回去,他却执意再也没有踏进那间办公室。这虽使王世襄无从亲手摩挲那些浩如烟海的文物,却也促成他转向一般研究大家刻意回避的所谓“小学”。王世襄童心复萌,骑着自行车到处收集旧家具、竹刻、鸽哨,直到有一天,芳嘉园中已经放不下他的收藏。

  院子中的一棵海棠老死了,王世襄将树身锯掉,留下树桩,摆上一块巨大的青石板,便成为庭院中的一张天然的桌子,与友人品茶言欢。篱笆和葫芦架被人们强行拆除,满墙的蔷薇、葫芦被斩断,王世襄从干校回来,默默地将它们重新架起来,翻新了土,撒下种子。他甚至还“冒险”把论文《说匏器》送到《文物》编辑部,乐呵呵地四处呼吁重新种植葫芦,不要让这种中国特有的植物绝种,“我和外国植物学家谈过,他不相信生物的果子会在模子里长大,还有花纹图案。其实清代宫廷里大量种植,是中国的特创。”

  此后,经过王世襄之手得以正名的中国器物、传统工艺不可胜计,明清家具、火绘葫芦、竹刻、漆器、鸽铃,乃至驯鹰、养狗、放鸽、养蝈蝈、斗蛐蛐,这些曾被认为偏门的民俗与艺术,都借由王世襄的系统整理分析,得以升堂入室,成为当代“显学”。并且,它们不仅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更复原了传统民俗工艺,甚至救活了包括明清家具制作在内的诸多产业。总是在收藏与研究中剑走偏锋的王世襄,屡屡妙手回春,成为学界独特的权威。

  权威的脸谱后面,深藏着王世襄纯朴的情感与始终未泯的童心。老一辈翻译家杨宪益曾赠诗给老友,末句“蛐蛐蝈蝈虽细物,令人长忆旧京华”,素面勾勒,又别是一番悲怆。诚然,年迈的王世襄依然对诸多玩物无法释怀,譬如蛐蛐,他自称,“有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系在蛐蛐翅膀上,一头拴在我心上,那边叫一声,我这里跳一跳。”老友黄苗子则记得,有一年严寒,王世襄到黄苗子家,脱下罩褂,人未落座,先小心翼翼地从棉袄里摸出一只亲手火绘的葫芦,在那个人人噤口的年代,蛐蛐的叫声顿时充盈着整个房间。原来,王世襄一路上都把它捂在怀里暖着。与王世襄一样遭遇坎坷的黄苗子,感同身受地对老友慨叹:“你怀里的蝈蝈,比你一生幸福温暖。”事实上,王世襄用体温温暖过的历历旧日京华,民族的前世今生,都比他的一生更幸福温暖。

  似乎没有什么能压倒王世襄的脊梁,不仅因为旷达之心使他终究荣辱不惊,更因为他始终生活在只属于他的那个时代,那个奇人、名士、大家纵横的“旧京华”。只不过,人世的代谢已冲散记忆,王世襄顽强地成为最后的证据。

  然而,1998年,王世襄还是搬离了居住了84年的祖居芳嘉园。彼时,满墙的蔷薇、藤萝和葫芦都已无迹可寻,那些意气风发、宴饮酬唱的人影也被光阴稀释。只有房管所分配来此居住的老铁匠以日夜不息的打铁声,为王世襄饯行,一声声拙劣刺耳的催促,喧宾夺主。

  世传。博物馆

  1946年,王世襄向结识仅一年的收藏家张伯驹借陆机的《平复帖》鉴赏研究。《平复帖》作为中国存世最早的书法作品,价值连城,张伯驹几经辗转才从道光皇帝的曾孙溥儒手中以重金购得。王世襄满以为一窥都要颇费周折,不料张伯驹却满口应允,还慷慨地说:“你拿回家看去。”《平复帖》因此得以在芳嘉园床头的一只樟木小箱里藏了一个多月。

  几年后,张伯驹将《平复帖》连同存世最早的山水画—展子虔的《游春图》,一同捐给故宫博物院,当仁不让地成为镇馆之宝。然而不久,张伯驹便被打成右派,曾经一掷千金的收藏家此后穷困潦倒。然而,张伯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文革风潮仆起,王世襄开始担心自己的收藏被糟蹋,居然灵机一动,主动邀请文物局的红卫兵来抄家。他知道文物局的红卫兵有专业知识,识货,运走文物时一定会加倍小心。一切正在王世襄意料之中,这些文物不但毫发未损,文物局的红卫兵还主动出面保护文物,阻止别人靠近破坏。

  王世襄舒了一口气,开始在人们的观望中进行新一轮跋涉。邻居们时常见他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搜集旧家具,甚至跑到偏远山区,连除夕夜都不回家。芳嘉园的房子被分配给更多人,王世襄便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门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到了1980年代,人们又见已届古稀之年的王世襄天天将家具搬进搬出,还四处登门借古家具,送到专门的摄影处,在地上铺满白纸,将家具摆上拍照。没人能理解王世襄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直到有一天,横空出世的鸿篇巨著《明式家具研究》和《明式家具珍赏》,将王世襄推向世界研究界和收藏界的泰斗天极。1998年,面对芳嘉园嘈杂的环境,拆迁的传闻,囊中羞涩的王世襄最终与香港商人庄氏达成协议,后者以200万元的超低价格购得王世襄珍藏的明清家具,并按照协议内容,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王世襄以毕生精力、财力收集的80件明清珍贵家具,自此与他天各一方。在与王世襄远隔一千多公里的上海,据说,许多曾到芳嘉园拜访过王世襄的朋友都会在明清家具馆流连不已,他们进入展厅便会下意识地联想起某件家具曾摆在芳嘉园的哪个位置,甚至依稀嗅到当年在王世襄寒冷的小屋里,渐次蒸腾起的炉火的气息。

  张伯驹与王世襄,三次捐献,远隔半个世纪,它们之间也并无实质的关联,却足以使我们洞察那个时代的内心。所以,当我坐在上海博物馆四楼走廊的长椅上,透过建筑的玻璃穹顶拼凑出的虚拟星空,望向头顶真实的天空,才终于知道,历史着实吝啬,那样的整整一代人,才足以成就这样的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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